摘要：（4）建议写明基本法不会与宪法发生冲突，宪法不会损害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体系和法律理论。 ...
调查权是指人大为行使监督职能而对有关国家机关及组织依法独立进行调查并不受干预的权力。
（3）行政机关有证据表明单位的内部管理环节存在明显违法隐患。但若该领域已有法定的狭义合规标准，则合规体系必须将之纳入。
就此而言，对成员的罚款责任设置也应低于单位。但行政机关须对其进行跟踪监控，若期限届满单位仍未建立有效合规体系的，可加重处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违法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分离，阻滞了行政处罚的威慑效果。组织学和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已经表明，管理自主权对组织体而言是一种重要的非经济利益，有时甚至比经济利益更重要。[69]张明楷：《犯罪论体系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第30页。
[66]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1行初887号行政判决书。[61]从法理上讲，基于单位的合规承诺，并通过在考验期内实施的合规报告和合规监督机制，弥补了单位违法的管理漏洞和组织缺陷，已足以部分实现行政处罚的威慑和矫正目的，从而使单位的可罚性降低。因而，犯罪客观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是对犯罪进行分析的结果。
对此可简要回应如下：首先，就实质而言，面对迅速变迁的现代社会环境，试图在总则中以完全闭合的类型体系，涵盖各个规制领域的处罚措施创新，无异于刻舟求剑。这表明，我国实证法已在很大程度上采用局部适用的双罚制模式。四、结语 传统行政处罚法由治安管理领域发展而来，以调整自然人的秩序违反行为为主旨。[40]参见《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 22239-2019）。
从形式合法意义上讲，行政法设置更严的限制执业措施并无障碍。但根据基本权利核心内容不得侵犯的宪法原则，[73]适用终身禁止从业的法律责任因涉及基本权利的彻底剥夺，故需要更强的限制理由，一般应当仅限于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情形。
虽然一般来说，具有故意、过失就应当或者能够产生反对动机，但在诸如紧急避险等没有行为选择余地的特殊场合，反对动机的设定便失去意义，因为对没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给予处罚，不可能收到预防的效果。如果无视人身危险因素，对某类单位违法的责任成员一刀切地规定限制或禁止从业，无法确保通过必要性要求的检验。其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源于单位犯罪的刑罚措施。这两种情况下，成员完全存在守法的选择余地。
当然，基于人身罚财产罚行为罚警示罚荣誉罚的传统分类，以及行政处罚通常的制裁性标准，合规指令能否作为行政处罚可能引发争议。罚款效果受到相对人财富的限制。如果要突破法律的一般框架将自然人（单位成员）一并作为单位违法行为的责任主体，就需要更强的论证理由。《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具有同质性，二者所规范的社会关系、行为性质存在一定重合。
至于此处信息管理义务的法律标准，可采用所谓技术安全港模式，即限于符合最佳可得标准的技术过滤措施（如关键词过滤、基于统一资源定位符的过滤、基于智能内容分析的识别处理等），而非不计成本的全人工审查。在罗大红、中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案行政处罚案[64]、许金福与福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行政处罚案[65]、杨雄胜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案[66]等案件中，法院均认可这一规则。
治安管理处罚领域即是未实行双罚制的一个典型。[28]由此，除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之外，单位应受处罚行为的成立也须考察单位的主观状态，这既是责任主义原则的规范诫命，也是清除组织违法土壤的功能诉求。
[36]同前注[1]，刘晓军文，第31-32页。最后，较单位而言，成员的法律身份只是单位内部工资再分配的受雇主体，并非单位违法的直接获益者，且成员财产较单位也相对有限。例如，1986年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5条曾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治安管理的，处罚直接责任人员。但是，执行重大且明显之违法决定或命令的，不得以无期待可能性抗辩。[38]参见王雷：《论民法中的决议行为从农民集体决议、业主管理规约到公司决议》，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79-81页。日本刑法学者藤木英雄指出，单位自身具有犯罪（违法）能力，可以不用考虑单位代表人的主观意思而直接独立地把握单位的犯罪（违法）行为。
[39]《德国违反秩序法（续完）》，郑冲译，载《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91页。[53]比较典型的如欧盟理事会第1836/93号条例规定的生态管理与审核体系（Eco-Management and Audit Scheme）、我国《食品安全法》48条规定的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网络安全法》21条规定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等等。
[8]同前注[1]，喻少如文，第88-90页。[72]当然，《刑法》第37条第3款已作兜底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
相比之下，区分模式更为可取。[41]同前注[22]，陈清秀书，第187页。
（一）双罚制构成要件的规范模式辨析 单位违法涉及单位和成员两个主体及其实施行为。参见朱萍、陶凯伦、肖苗：《百白破等疫苗缺货调查》，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19年7月19日。[51]刑法毕竟只是法律规制的最后手段，在行政执法中及早介入单位的组织管理，责令其根据自身实际和违法漏洞建立合规体系，契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应成为单位行政处罚责任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23]同前注[13]，王宏君文，第51页。
即便在同一部法律内部，也有不少立法对一些单位违法行为实行双罚制，而对另一些单位违法行为实行单罚制。注释: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行政罚款数额设定的法理标准与制度设计研究（项目编号：19CFX027）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政府规制 单位违法 行政处罚 双罚制 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以企业法人为代表的单位组织盲目追逐经济利益而罔顾社会福祉的活动，成为引发环境、健康、安全等公共风险的重要源头。[15]同前注[1]，喻少如文，第88页。
[29] See Brent Fisse, Reconstructing Corporate Criminal Law: Deterrence, Retribution, Fault, and Sanctions, 56 S. Cal. L. Rev.1186-1204(1983). [30]黎宏：《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68页。（二）单位维度构成要件的展开 由于我国现行《行政处罚法》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缺乏总则性界定，其构成要件体系主要借自刑法学。
[34]同前注[28]，黎宏文，第47页。[25]参见《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9条、《药品管理法》第6条、《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第9条、《证券法》第119条、《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第4条。这些因素是导致单位违法犯罪的重要内因。[71]就性质相近的违法和犯罪行为而言，行政责任不宜重于刑事责任，这就如同行政拘留的期限无论如何也不应超过最短的有期徒刑一样。
对此，在立法论上应区分成员的故意和过失行为并设置不同档次及幅度的罚款责任。事实上，单位违法中成员不法行为的根本动机是从单位获得收入分配，倍率式罚款以成员所得收入作为罚基，使罚款数额直接与违法成员的财产状况挂钩，更有利于实现精准威慑。
但将之套用于单位违法中，则是一种误区。例如，美国1995年制定的《自我管理激励政策：发现、披露、纠正和防止违法行为》规定，如果企业建立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环境管理制度，并在60日内主动发现、披露和纠正违法行为，环保署将对其免除基于违法严重性的处罚（gravity-based penalties）或减少该类处罚数额的75%。
[1]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尚未对单位违法的处罚制度作出统一规定，[2]但诸如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公共安全等一些特别法领域已经引入双罚制来提升行政处罚的威慑力度。本法没有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同一行为规定给予单位处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